第三篇 漂泊流浪的歲月
第一幕：胡志明在蘇俄(1933~1938)
阮愛國1923年~1932年，曾三度造訪莫斯科；胡志明1933年~1969年，也有5次到莫斯科考察。然而，每次時間都很短暫，較長的一次也不到一年，唯獨1933年~1938年這一次，竟長達有5年之久。更且這5年的時間，乃越南如火如荼地展開與法國殖民政府激烈抗爭的時期。胡志明為何被動地限制在莫斯科悠閒的接受教育訓練，而不能返回越南與自己創建的黨共同奮鬥，這明顯與阮愛國積極行事的風格大不相同。胡志明這5年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嗎？這倒是件蠻奇特的怪事。特別是這5年胡志明的活動記載，充滿著離奇與迷惑。有不少活動的紀錄，很難令人合理解釋其間的因果關係；諸如，何時抵達莫斯科？為何被理個大光頭判處死刑？為何被強制學習再教育？在第七次共黨國際大會為何扮演沉默的角色？又為何神情自若看著自己心愛的妻子與別人結婚，而不發一語？1938年離開莫斯科的工作指令是什麼？又為何千里迢迢的前往中國延安，而不是返回越南？以上等等諸多疑惑與謎團，顯示著在隱藏些什麼？共黨國際解密的胡志明文獻資料，顯然刻意隱瞞了事實。誠如杜克教授所言：「明知胡志明核心的資料就應在此，前後翻找就是找不到。」舉個例說，胡志明被理個光頭，判處死刑的文獻紀錄在哪？為何胡志明自傳有兩種版本，有出生在1890年與1903年的不同版本？共黨國際檔案櫃留存一份1938年4月17日所寫，署名「P.C.林」的自傳，是阮愛國的自傳？還是胡集璋(胡志明)的自傳？阮愛國的妻子阮氏明開(Nguyễn Thị Minh Khai越)怎麼可能會在個人資料裡填寫「自己已婚，先生名字“林”，且當著“林”的面前又與黎鴻峰結婚的荒唐紀錄。」種種跡象的顯示：「胡志明身分的記載，有被篡改或重新整理的疑慮。」共黨國際為何如此作為？從上述謎團疑惑的線索中分析，指向如此作法的唯一可能，即是變造胡志明的身分，將胡集璋(胡志明)轉換成阮愛國，達成「移花接木」的目的。
胡志明何時抵達莫斯科
胡志明何時從上海抵達莫斯科，眾說紛紜，真正的日期無法確切得知。威廉‧杜克教授認為，在1934年春的某一天。蘇菲‧昆法官依據署名「林」的自傳，引述：「胡志明自己說，他直到1934年7月才返回莫斯科。」但又質疑，沒有任何資訊顯示他如何度過1933年秋季與1934年的前幾個月。杜克教授與昆法官認為胡志明抵達莫斯科的日期，乃依據胡志明從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的日期各自推算，才會有上述的看法。然而胡志明離開上海的時間，原本就是大謎團，依據筆者個人的看法應是1933年春末，最遲不會超過夏天。
胡志明抵達莫斯科的日期，有如此難以查證嗎？當年胡志明進入莫斯科時，還風光地接受共黨國際遠東局第一秘書處的主管庫西寧，英雄式的歡迎。難道海關出入境處，沒有紀錄的資訊可查證嗎？20世紀30年代，蘇聯乃屬「大清洗」的年代。人人隨時被監聽、隨處被調查，關押、槍斃隨時隨處可見。如安東洛夫‧奧費申科《暴君的肖像》一書記載：「蘇聯當年1935年~1940年間，被逮捕就有1984萬人，其中有700萬人被槍斃。」莫斯科乃高度極權控制的中心，言語、行動監控非常嚴格。胡志明抵達莫斯科的日期紀錄，應屬輕易可察覺的事。共黨國際怎可能沒有胡志明入境紀錄，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或不可告人的因素，隱藏或銷毀胡志明抵達莫斯科的檔案資料。又如，阮愛國1923年初入莫斯科的自傳資料在哪？決非是15年後1938年留存的那份自傳報告。再如，胡志明何時被判處死刑？判處死刑的調查檔案在哪？這種種不合常情的疑惑，依筆者判斷，各類檔案資料的消失，與胡志明身分有密切的關係。至於進入莫斯科的日期，從胡集璋離開上海的日期推算，應在1933年的春、夏之間。
胡志明判處死刑的真相
依據蘇菲‧昆法官1992年春與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前職員安納托利‧禾路連(Anatoly Voronin)，訪談的口述資料記載：「顯然胡志明受到一組由狄米歇‧曼紐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維拉‧維西列娃(Vera Vasilieva)與中國特務頭子康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調查。曼紐爾斯基較屬中立的立場，而康生則要求將胡志明判處死刑，維拉‧維西列娃以安全程序上出錯、缺乏經驗等理由，替胡志明辯護。到了1935年康生相信，胡志明涉入1931年的逮捕事件，更要求開除胡志明的黨籍。但由於缺乏一些可能被蘇聯國安局隱藏在檔案館內文件證據，因此我們無從得知胡志明被指控的有多嚴重。…胡志明也因政治決策的需要，從事相關的工作，額外的參與中國共產黨事務的糾葛，特別是1930年那段艱困的日子。有可能胡志明涉入李立三路線的相關工作，康生對胡志明懷恨在心，最終以兩票對一票釋放了胡志明。」這以上記載在蘇菲‧昆在《胡志明─消逝的歲月》一書中207頁。
胡志明死刑調查案，與阮愛國完全無涉，被調查對象的人也非阮愛國。筆者一再強調阮愛國1932年夏，就因肺結核病死了，1933年春夏間，從上海抵達莫斯科的人是胡集璋而非阮愛國。更何況共黨國際還派員參加了阮愛國死亡追悼會，那有可能為此事件追究阮愛國的懲處責任，並且判處其死刑的道理，明顯接受調查的人是胡集璋而不是阮愛國。胡志明特別調查案，最主要的關鍵於1930年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任務，在聯絡中共和越共政治工作指令時，犯下傳達上的錯誤。很有可能的是1930年，胡志明參與中共李立三主持「中國反帝國主義聯盟」會議後，涉入李立三執行共黨國際「六大」會議路線的偏差，波及1931年越南共產黨陳富等高級領導被捕事件的牽連。致使李立三的死對頭康生，藉機開除胡志明中國共產黨員的身分，甚至強烈要求胡集璋處以死刑的重懲。而康生與阮愛國間，彼此沒有任何活動的交集，也沒有一點利害關係，即使阮愛國犯下重罪，康生也沒理由處其極刑的必要。胡志明在此調查事件中被理個大光頭，留下的檔案照片與阮愛國的照片並不相像。(胡志明被理個大光頭，照片上蓋有印記圖樣。如下插圖。) 尤其胡志明1934年在調查報告，填寫自己出生於1903年；這與阮愛國1890年的出生日期相差有13年之久。這一份1934年進入列寧學院時，化名「P. C. Lin 」的胡志明，所填寫的個人問卷調查：「他沒有任何家族成員、沒有妻小、沒有專業或特點、不認識任何領域內的幹部、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這份1934年的個人問卷調查，與阮愛國的身分背景南轅北轍。任何一位共黨國際的調查員，都不可能相信這份調查筆錄為阮愛國。更何況1923年、1927年，阮愛國二度停留莫斯科，應有記錄留存在共黨國際。胡志明真正的身分，在共黨國際的檔案中隱晦難明，仍充滿著種種迷惑。從死刑調查事件，正可證明阮愛國與胡志明是不同的兩個人，胡志明在維拉‧維西列娃全力保護下幸運地逃過一劫。
共黨國際主導「借屍還魂」的始末
從1929年~1933年間，阮愛國與胡集璋(胡志明)分別在中國東南方與暹羅、新加坡活動。他們各自不同的活動情形，却只被記錄在胡志明一人的名下，混淆了歷史的視聽。特別在1930年兩人籌組越南共產黨，1931年兩人在香港與廣州分別被關的事件，活生生地被共黨國際與中、越共高層包裝成一個人的事件。甚至1932年秋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事實，也可在1933年初再度復活，藉用胡集璋替代阮愛國的身分，打造胡志明借殼上市的新人生。誰令胡集璋替代阮愛國的身分？誰編導阮愛國死而復生的戲碼？是胡志明本人嗎？胡志明有通天的本事與能耐嗎？誰導演了這齣戲？誰令「阮愛國──胡志明」繼續在歷史的舞臺上演？試圖從歷史留下的殘篇斷簡，釐清這些謎團，拼湊還原胡志明身分的真相，任誰也會備感艱辛。或許先天上有天時地利的因素，清楚知道胡志明是誰，知道胡志明的後半生不是阮愛國。然後順著勤勉耕耘的「胡志明傳記作家們」，所挖掘出許多胡志明身分矛盾的疑惑，筆者才能清楚地從這些謎團中，撥雲見日的了解這段歷史的因果關係，發現這幕後的陰謀手法。乃是共黨國際設下的權謀，胡志明親自上舞台主演，中、越共黨高層全力配合，共同導演合謀這齣「偷龍轉鳳、移花接木」的戲曲。致令歷史的真相被湮沒，造成胡志明身分的迷失。
維拉‧維西列娃與胡志明
維拉‧維西列娃是共黨國際主管越南事務處的負責人，從阮愛國在香港被拘押開始，就參與營救的工作。一路上歷經阮愛國的病亡，胡集璋死刑的調查與辯護。從而發現阮愛國與胡志明身分類同，同屬東方人的家世背景，都在殖民帝國的欺壓下成長。身世長相言語相近，難得擁有外國語文能力。尤1929年~1931年，同在共黨國際遠東局工作，彼此肩負的任務重疊，且非常巧合地在1931年同時被關押。所差異者，一者脫逃時因病死亡，另一者幸運逃亡成功。在此諸多背景條件雷同下，乃觸動維拉‧維西列娃要胡集璋替代阮愛國身分的想法，繼續完成越南獨立的任務計劃。特別是胡集璋兼具有「日語」的能力，對抗「日本」殖民的經驗，更適切符合當前蘇聯「抗日」的利益需求。維拉‧維西列娃乃徵得共黨國際東方局的同意，歷經5年的教育改造計劃，打造胡集璋替代阮愛國的身分。從下列維西列娃的所作所為，以及歷史的檔案文獻，可清楚證實共黨國際在操弄阮愛國「死亡與復活」的遊戲。
1. 1931年9月底，共產國際檔案部門給印度支那處處長維拉‧維西列娃傳來一條消息。消息寫到：「阮愛國驅逐中南半島的事件已遭拒絕」。維西列娃非常振奮地向阮愛國的朋友和同志報告這一消息，還高興的寫下三個俄文字，並簽上名字「維西列娃」。
2. 1932年秋，共產黨報陸續報導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訊息，與莫斯科越南學生籌辦阮愛國的葬禮，共黨國際派員參加追悼會。(筆者按：國際共黨主管越南事務處的維西列娃，即使沒有親身參與阮愛國的追悼會，至少她是清楚知道阮愛國病死的訊息。)
3. 1933年春夏間，胡志明從上海來到莫斯科。在狄米歇‧曼紐爾斯基、維拉‧維西列娃與中國特務頭子康生組成的三人特別調查小組法庭，審判胡志明。在維西列娃全力辯護下，胡志明逃過死刑的判處，乃得停留莫斯科強迫學習，一面在列寧學院接受再教育訓練，一面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工作。
4. 1935年3月印度支那共產黨在澳門舉行中央委員會議，通過一份長達32頁的政治決議。會議中推選由黎鴻峰領銜的13位新中央委員：包括8名工人代表，1名少數民族代表，3名知識份子代表，胡志明排列第13名中央委員。(筆者按：排列第13名中央委員的胡志明，決不是阮愛國。論阮愛國身分資歷，遠遠超過黎鴻峰等12名中央委員之上，那有獲列最後一名候選中央委員的道理。這第13名中央委員明顯是化名「P. C. 林」的胡集璋；當時阮愛國已死，黎鴻峰、阮氏明開與「P. C. 林」同在莫斯科，參加共黨國際第七次大會。要「P. C. 林」列名中央委員，這完全是維拉‧維西列娃的主意與決定。從胡志明列名第13位中央委員，證實維西列娃在1935年就已替接受改造教育的胡集璋，為其往後的身分資歷作鋪路的工作，並交付黎鴻峰傳達這項政治指令。)
5. 1935年4月，越南共產黨寄給東方秘書處，一封公開譴責胡志明的信。拒絕胡志明列名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會議代表名單內，暹羅共產黨總秘書甚至說胡志明1930年前不是共產黨員。維西列娃「明確」不理會越南共產黨的提議，並且解釋說：「胡志明接下來兩年內將會專心研究讀書，無法從事其他的事務，學業結束之後，我們有特別利用他的計畫。」維西列娃稍後寫給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一封信也說：「就阮愛國的狀況而言，接下來的兩年內他必定會全神貫注在學術上，無法處理其他的事情。在那以後我們還有特別的計畫利用他。」
6. 1935年底胡志明還在列寧學院，1936年轉到史達林學院中南半島部門擔任講師，以越南文教授中南半島的課程。1936年4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化名「林」的胡志明與維拉‧維西列娃合作，發展對中南半島的學習課程。維拉‧維西列娃評論擔任講師職務的胡志明：「和他一同工作是我的榮幸，而且他在研究國內事務上也不是生手，他了解他的國家，但並非有系統。他擁有很多革命上的經驗，也犯下如同中南半島人民一樣的錯誤，我們對這些問題已注意改進，他已經很有進步。」1936年結束前，維拉‧維西列娃擬訂一份中南半島學生訓練計劃，設計出三千美元的預算，培養10位學生接受兩個月的訓練課程。我們必須決定是否派遣已完成莫斯科學業的胡志明同志來組織和運作學校。
這以上留存在莫斯科共黨國際的檔案紀錄，在威廉‧杜克教授《胡志明傳》與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歲月》二書，清楚地記載。這顯示1934年化名「P. C. 林」的胡志明，決不是阮愛國。共黨國際要化名「P. C. 林」的胡集璋，接替阮愛國的任務，主管越南事務的維西列娃乃導演了這幕「借屍還魂」、「移花接木」的戲碼。
上圖這張照片翻攝自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的歲月1919-1941》一書的附圖。左邊是維拉‧維西列娃，右邊是胡志明。圖片應是1934年在蘇聯莫斯科拍攝。
胡志明的改造教育訓練
胡志明《金蟬退殼真假人生》篇中，筆者再三闡述：「1932年秋阮愛國因肺結核病亡，1933年春夏間，從廈門經上海赴莫斯科的人，已不是阮愛國而是胡集璋。」胡集璋到了莫斯科，在狄米歇‧曼紐爾斯基、維拉‧維西列娃與中國特務頭子康生組成的三人特別調查小組法庭，差一點被判處死刑。幸運地在維西列娃全力護衛下，經過將近5年的改造教育訓練，胡集璋從新站立起來，接替阮愛國的身分與任務，繼續為共黨國際奮鬥。這5年的教育訓練，因涉及阮愛國與胡集璋身分轉換的認同，共黨國際的檔案文件沒能完整清楚地呈現，但從相關文獻的記載，仍可整理出這5年中，胡集璋如何接受改造教育。
蔣永敬教授在《胡志明在中國》一書81頁~82頁談到：「1933年~1938年秋，胡志明一直留在莫斯科，被強迫學習。越共教育部副部長阮慶全( Nguyễn Khánh Tuyền越) 回憶，當時在恐怖氣氛籠罩下，胡志明與越共人員的接觸，都要聽命於莫斯科當局的安排，未經准許之前，縱然見面，亦不能交談。」阮慶全繼續陳述：「當時在莫斯科的越南同志，都不知道胡志明已經到了蘇聯。只有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裡越南組的一位女秘書同志，因為接到負責越南組同志的通知，所以才知道這件事。當時負責越南組的這位女同志，也是共黨國際的幹部。(筆者按：女秘書同志指的是阮氏明開 (見《明開姊》一書，第二分13節；共黨國際負責越南組的女同志幹部，指的是維拉‧維西列娃。) 幾天後，我在街上遇到了胡，因為組織上還沒有作過正式的介紹，所以也沒有打招呼。又過了幾天，我們就正式跟他見面了。胡志明一面在列寧學院學習，一面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工作，列寧學院是訓練各國共黨高級幹部的黨校。胡志明在列寧學院使用俄國式的化名諾夫(Linov)，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使用「林」的化名，領導越南學生小組從事學習。學生的素質低劣水平很低，他們大多從法國而來，從前是歐僕或水手，胡志明領導這批學生學習，就像教導幼稚園小學生。1934年秋，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又增加一個越南小組，這個小組是由新到蘇聯的黎鴻峰和阮氏明開，以及另外三名越共份子組成，黎鴻峰負責黨務工作，胡志明兼任學習領導人。由於『保密』的緣故，越南兩個小組被隔離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後，胡志明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 的眼中，顯然沒有什麼份量，他既非共黨國際的執行委員，又失去領導越共的地位，甚至被列為不可靠的份子，他被迫留在莫斯科學習，既非出於志願，其處境非常冷落。黎鴻峰和阮氏明開先後返回越南後，胡志明便到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歷史系研究生班一年級去學習。在國內和世界的革命運動都蓬勃高漲的這個時候，胡志明怎麼還能安心坐著學習呢？」
威廉‧杜克教授在《胡志明傳》一書212頁，紀錄當年一位學生阮開權(Nguyễn Khai Quánm越)的回憶：「阮愛國被指派擔任144位學生的老師，辦公室位在莫斯科夫斯克大道上一棟建築物的四樓。有些年輕的學生出於不悅或傲慢，常會因一些小事而起口角，這時往往都是大叔來化解糾紛。」另外227頁也談到：「1936年秋天，阮愛國在國家與殖民地問題研究機構內選了一套課程，因此從列寧大學內的住處搬至布魯納雅街上的一間單人套房。學程包括哲學、歷史、和俄語課，但遠東局第一秘書處印度支那辦公室另外指派他研究農民狀況以及將馬克思《共黨宣言》與列寧《論極左派的幼稚》翻譯為「越文」的任務。1937年至1938年的學年中，他在機構內選了其他的課程，同時也為遠東局第一秘書處工作，更在學校講師的協助下，準備為《東南亞土地革命》的作品研究資料。」
蘇菲‧昆法官在《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217頁談到：「1935年底胡志明還在列寧學院，1936年轉到史達林學院中南半島部門擔任講師，以越南文教授中南半島的課程。1936年4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化名「P. C.林」的胡志明與維拉‧維西列娃合作，發展對中南半島的學習課程。1936年結束前，維拉‧維西列娃擬訂一份中南半島學生訓練計畫，設計出三千美元的預算，培養10位學生接受兩個月的訓練課程。我們必須決定是否派遣以完成莫斯科學業的胡志明同志來組織和運作學校。1937年史達林學院重組，將非蘇維埃學生放置在「研究國家及殖民地問題科學機構」，胡志明在機構的歷史系「第一期」同時登記講師和學生，並沒有對學術表現高度的熱情。他在「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古代歷史」以及「中世紀歷史」的成績中等而已，唯有在「現代歷史」這一科獲得極佳。他身為講師的身分，只以越南語教授「中南半島研究」的課程。
月秀《明開姊》一書73頁( Nguyệt Tú《Chị Minh Khai》73 )：「阮愛國同志以「林(Linốp越)」這個名字，正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研究院授課，得到院方的委任，同志獲派到東方大學，給越南大學生組講解蘇聯共產黨史與黨的組織。在明開姊的腦袋中，阮愛國同志分析列寧對共黨思想的觀點最為深刻，有五位越南大學生與明開一起在東方大學就讀，他們都知道阮愛國寄給共產國際東方局的一封信，內容提到共產黨的教育，在缺乏馬克斯‧列寧理論的情況下，已造成各黨在宣傳工作上，遭遇很多困難，甚至犯上嚴重的過失。因此出版共產黨教育理論的各類袖珍型小冊子，是各黨迫切的要求，這也是黎鴻峰和明開姊最關心的事務。」
五年改造教育的成果
從上述1933年~1938年，胡集璋在莫斯科教育訓練的過程，共黨國際積極培養胡集璋成為越南共黨國際的代表，參與越南共產黨邁向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替代阮愛國是無庸置疑的。尤維西列娃費盡心思打造胡集璋成為理論、實務兼備的共產主義者。這5年的教育改造訓練，胡集璋除了研讀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與越南的歷史文化外，也積極學習法文與越文，熟悉了解阮愛國生平上的點點滴滴。胡集璋學會越文與法語，讀、寫的能力，甚至可以用越南語翻譯馬克思《共黨宣言》與列寧《論極左派的幼稚》的文章。更在《胡志明全集》第三冊的幾篇文章中，清楚看出胡集璋刻意製造替代阮愛國身分的痕跡，列舉其中兩封，請讀者判明：
1. 1937年10月12日，胡集璋以阮愛國的署名，以法文寄了一封信給法國友人馬塞爾‧加香(Marcel Gabriel)，對保羅‧瓦揚古久里同志的逝世，表達痛心哀悼之意。筆者查閱胡志明(包含阮愛國)1921年~1937年間，對外的通信中，並無任何一封寄給保羅‧瓦揚古久里或馬塞爾‧加香的信件。阮愛國也不曾為祖國犧牲的越南同志寫過一封哀悼弔唁的信件。卻突然在這時間點上，冒出一封透過馬塞爾‧加香，對保羅‧瓦揚古久里病逝，表達哀悼的信件，不免讓人覺得有刻意偽造的嫌疑。胡集璋這種作法有兩個用意，一是編造「P.C.林(胡集璋)」即是阮愛國的身分，一是共黨國際在考驗胡集璋學習法文的程度的能力。信中的內容摘錄如下：
親愛的馬塞爾同志：
我們十分痛心得悉保羅‧瓦揚古久里同志逝世的消息，這是我們法國共產黨、法國共產階級與殖民地無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的一個大損失。當我聽聞同志逝世的消息時，我傷心的流淚。對我來說，他是我一位同志、親友與兄弟。我們在難忘的都爾大會中認識。直到1934年，我們仍一起對殖民地問題努力工作，而他表現得格外關心熱忱。他身為和平反戰組織會議的代表，來到遠東，那次我們在中國重逢。藉著那次機會，他幫助我脫離一個非常困難的遭遇。
我們在今年夏天又在這裡再度重逢，一起討論殖民地的問題，尤其是東洋的問題。殖民地無產階級痛失去一位好戰士，和一位真正的朋友。保羅同志已逝，但其鞠躬盡悴的典範和勇敢不屈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悲痛哀悼之餘，承諾效法他高貴的節操，更堅持鬥爭直到我們的事業成功為止。 1937-10-12 阮愛國。
2. 1938年6月6日，同時以「阮愛國」及「P. C .林」署名，以「法文」寫給共產國際一位同志的信：
親愛的同志：
今天是我在香港被逮第七年的紀念日，即將是我第八年沒有活動的情況。藉這機會寫信給同志，請求同志幫助我改變這個慘痛的環境。派我到別的地方，或把我留下，但請你竭盡所能的利用我。請求你不要讓我遠離活動或脫離我的黨太久。
我很感激同志，允許我與你見面。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同志了，請 你接受共產兄弟的鞠躬。1938-6-6日 LIN（阮愛國）。 (筆者按：這封寫給共產國際同志的法文信，應是寄給維拉‧維西列娃的信。杜克教授在《胡志明傳》一書228頁記載，胡志明透過維拉‧維西列娃的協助，才得順利離開莫斯科。)
第二幕：胡志明在中國(1938~1945)
第二幕：胡志明在中國(1938~1945)
千里迢迢到延安
胡志明於1938年初秋，搭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往東穿越俄羅斯南部大草原，停留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後，繼續往中國邊境前進，加入一支沙漠商隊，經過烏魯木齊前往絲路東邊的起點蘭州。胡志明在蘭州得到當地中共黨代表的援助，安排他繼續前進西安，西安人民解放軍地方辦事處首長伍修權親自接待。伍修權回憶紀錄提到：「高層吩咐我接見一位很重要的亞洲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上面命令我要小心對待並尊重他，而且還要安全護送他到陜北延安。」胡志明在西安待了兩天後，加入一群以牛車和馬車群聚的隊伍，往北行兩百多里到延安山區。沿途有許多國民黨軍隊，胡志明偽裝成運送衣服、鞋子給山區窮人的馬車隨護，因此大部分路程都靠步行抵達延安。在10月底胡志明住進延安「棗園」招待所，由特務頭子康生負責接待。當時康生任社會部部長，負責安全調查的工作，李克農為副部長兼任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處長。人生聚遇難料，萬沒想到1934年間，康生在莫斯科要求判處胡志明死刑，如今卻在棗園成為康生的座上佳賓。有相當的證據顯示，胡志明在西安與康生的密謀。密謀的內容，與共黨國際交付胡志明執行的密令有關：「一為，協助中共肅清中托洛茨基主義派及其信徒(胡志明仍是中共黨員，以中國華僑、記者的身分活動，化名胡光，當時尚未有胡志明這個化名。) 二是，在中共的協助下，執行共黨國際「統一戰線」綱領，蒐集日軍情資，了解日本法西斯進犯越北的動向。」從收錄在《胡志明全集》第三卷，1939年胡志明寄給越南《我們之聲》的三封信，內容與托洛斯基主義派徹底劃清界線，可資佐證。蒐集日軍情資的密令則與1938年底胡志明潛伏廣州，刺探日軍進犯越北的動向有關。) 人世間從「死而生」、「貧而貴」物換星移旦夕禍福，很難說得定。胡志明在延安棗園住了兩個禮拜後，裝扮成軍事指揮官葉劍英的勤務兵，一路風塵僕僕的趕赴廣西桂林中共八路軍辦事處，創下胡志明輝煌人生的第一步。胡志明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日期，無法確切查考，中共文獻上記載的日期是1938年年底，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這是依據黃錚教授1982年9月23日採訪何啟君紀錄的說法：「我在1938年底到1939年春夏之際，這段時間內與胡志明一同工作於桂林八路軍總部，還一起住在路莫村西方的一間大房子內。那時他使用胡光這個名字，聽口音我以為他是位廣東人。胡志明負責衛生但同時也是位新聞記者，因此是組織其中的一位領導官員。他同時也負責編輯我們機關內的雜誌《生活早報》…當時我還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後來才發現胡光很有人脈；有一次我在辦公室內為了一些小事批評他，第二天“八辦”的負責人李克農就找我問話，問我批評胡光是吧？為何要這樣隨意批評人家？這時我才知道胡光的身分不簡單，他是很有來頭的。」
桂林八路軍辦事處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坐落於位於廣西省桂林市中山北路96號，疊彩山與靖江王府間。又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桂林辦事處，是中共南方局的一個秘密派出機關。1938年11月下旬，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與國民黨桂系協商後設立，李克農以南方局秘書長兼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處長的身份，坐鎮桂林全權負責。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周恩來曾三次來到桂林，對辦事處工作給予親自佈署和指導辦事處主要的任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下，積極宣傳抗日的主張，團結各階層抗日愛國人士，結成民族統一戰線，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1941年1月20日，發生「皖南事變」，影響了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命運，不得不奉命撤銷，返回延安。在此期間，葉劍英、葉挺、郭沫若、夏衍等也在此從事過革命活動。
就在1938年12月末，周恩來到桂林辦事處視導的時候，胡志明也被安排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救亡室工作，擔任了救亡室的副主任，並兼任機關的衛生委員和壁報委員。當時，除了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負責人李克農外，極少有人知道胡志明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委員和真正的身份。胡志明在周恩來身邊最親密的戰友，負責軍事的葉劍英與負責特務的李克農積極運作下，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創建了越南共產黨海外黨部的勢力與聲望。
湖南衡山遊擊幹部訓練班
1939年2月，中國共產黨總部指示軍事指揮官葉劍英在離桂林東北約二百里的南岳衡山成立游擊幹部訓練計畫。這項計畫是1938年11月25日蔣介石在南岳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提出「二期抗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而決定成立。游擊幹部訓練班第一期於1939年2月15日開學，5月15日結業，第二期於6月20日開學，9月20日結業。
胡志明於6月離開桂林，以胡光的名字，參加第二期遊擊幹部訓練班的工作。「遊擊幹部訓練班」的整體訓練計畫，給予胡志明莫大的方便與助益。胡志明後來利用「遊幹班」的經驗與心得，分別在廣西的靖西山區，與越南北坡山區創辦越南共產黨的遊擊訓練，成立第一支正式武裝的越南解放軍。
胡志明一面參與「遊幹班」的訓練，一面在岳陽城西一座莊園的機關內，擔任電台的工作任務，負責收聽「外語新聞」廣播的工作。根據當時在「遊幹班」擔任教官的吳溪如回憶錄的記載：「胡志明同志在游擊幹部訓練班住了幾個月，他兼搞翻譯的工作，名譽上是桂林辦事處的通訊班長，一班人稱他為“外公”。」李佩群也在回憶中談到：「胡志明的廣東話說得非常好，但普通話卻不很流利，當時共產黨派駐岳陽游擊幹部訓練班的同志，極少人會講廣東話，胡志明只好用普通話與我們交談。」(筆者按：李佩群是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交通聯絡員，遊幹班結訓後帶引胡志明到廣西龍州與越共人員接頭，不巧因事故未能聯絡上。李佩群是客家人，廣東話、客家話都說得非常流暢。李佩群講胡志明「廣東話」說得很好，指的是「客家話」說得很好。周恩來早在1930年時，就知胡集璋是來自台灣的客家人，故而在1931年胡集璋逃竄廣州時，派令同為客家人的陶鑄乃安排客家籍的女共產黨員協助逃亡。1932年胡集璋流竄龍州時，亦與同為客家籍的鄧小平在龍州起義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1938年延安南下桂林時，胡志明被安排在同是客家籍葉劍英的勤務兵，這種種事項決非單純的巧合，乃是刻意的安排。) 在一本《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第二期同學通訊錄》的小冊子，登載有胡志明當時的公開身分：
姓名：胡光
職務：新聞台少校台員
年齡：38歲
籍貫：廣東
單位：第18集團軍
在何學校畢業：嶺南大學
曾幹何工作：中學教員、外國語言學校校長
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黨部
1939年9月遊擊訓練班結束，胡志明回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1939年12月，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安排下來到貴陽，住在八路軍貴陽辦事處。從負責的同志到炊事員，大家都認識胡志明，大家都喜歡他。他也常常教大家俄語與英語，有時候拿出一點錢，加幾個菜和大家一起吃頓飯。1940年初，胡志明住在紅岩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數度與周恩來、葉劍英直接密商聯繫。1940年2月胡志明來到昆明，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與越南共產黨「海外部」接上了線。印度支那共產黨很早就在昆明的「越僑」中建立組織，展開活動，1939年時，在昆明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黨部。負責同志有馮志堅(Phùng Chí Kiên化名老李)、武英(Vũ Anh化名鄭東海)、黃文歡(Huánh Văn Hoan化名李光華)等人。1940年5月，胡志明與馮志堅等人在滇越鐵路沿線視察返回昆明時，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化名林伯傑)、武元甲(Vũ Nguy ên Giáp化名楊懷南)已從越南國內來到昆明。在海外黨部的安排下，胡志明(化名老陳)在翠湖公園會見他們。當時他們還不是共產黨員，胡志明提議由印度支那海外黨部接收入黨，並決定送他們至延安學習。6月初，高鴻嶺(Cao Hồng Lĩnh越)帶路，送范文同與武元甲到貴陽辦事處，等侯前往延安，在康生主持的「西南抗戰大學」深造。
1940年 6月27日，德國希特勒(Adolf Hitler)軍隊攻佔法國首都巴黎，法國向德國投降。1940年 9月22日，剛上任的印支總督戴古(Decoux)將軍，默許日軍經由鎮南關進入海防。胡志明意識到，這一局勢發展將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勢產生影響，於是召開「海外黨部」的同志開會，提出把活動的中心轉移到廣西的中越邊境地區，然後回國，直接領導武裝鬥爭。大家決定同意後，胡志明由昆明前往重慶與周恩來會見，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一個月後又返回昆明。就在這個時候，「海外黨部」接到任職於李濟深將軍軍委會桂林辦公廳的上校參謀，越南人胡學覽(Hồ Học Lãm越)的來信，談到柳州四戰區司令長官部，有個越籍軍官張佩公(Trương Bội Công越)接到中國國民黨的一項指令，為中國部隊進入越南做有關的準備工作。為此，張佩公到處招募越籍人士，組織中越邊境工作隊。胡學覽建議海外黨部的同志從昆明來廣西，以便牽制張佩公。胡志明認為這是一個有利的時機，當即決定要「海外黨部」的同志馮志堅、武英、黃文歡等人即刻轉移至廣西。同時，通知在貴陽等候的范文同、武元甲暫不去延安，一起前往廣西。胡志明亦離開昆明返回廣西，將海外黨部指揮中心遷往桂林，駐守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作為運籌帷幄的作戰中心，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新一波的武裝鬥爭。
1940年10月，胡志明返抵桂林，不久，馮志堅、武英、黃文歡、范文同、武元甲等人，也自柳州張佩公處來到桂林。胡志明在中共八路軍辦事處的暗助下，透過武英、黃文歡的連絡奔走，使得越南共產黨海外黨部，建立更深化的組織基礎與力量。胡志明在桂林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辦事處，選任胡學覽主任，范文同為副主任。胡志明又事先安排黃文歡、范文同等人會見李濟深，並宴請李濟深的秘書，使得「越南獨立同盟會」，於1940年12月8日，在桂林獲准註冊成立。如此，在桂林的越南共產黨人，就有了一個可以公開活動的合法身份。「越南獨立同盟會」的工作運作，實際由越共海外黨部主導，以此同時，胡志明又通過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關係，讓胡學覽、范文同等人與桂林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廣泛接觸，共同發起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會」，並當選為理事。然後利用該組織的力量，公開進行「越南獨立同盟會」的活動，支持越共的民族解放鬥爭。
越南獨立同盟戰線
胡志明於廣西、貴州、雲南中越邊區，在中共八路軍辦事處的支助下，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又在「中越文化工作同志會」的奧援下，積極創造許多有利的環境，讓越南共產黨海外黨部的成員，以合法的身份公開活動，宣傳越南革命，為越南民族解放鬥爭營造有利的契機。在此期間，越共黨人利用日本與法國殖民當局在「諒山」的衝突事件，與「北山」暴動後，范文同、武元甲、黃文歡等人進入廣西省的靖西縣，利用1940年7月在柳州預備成立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於1940年12月底在靖西，正式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組織，並發表《成立宣言》號召越南各民族起來抗爭，掙脫法、日帝國主義的奴隸與侵略。「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之後，利用張佩公向中國國民政府取得的經費，舉辦越南幹部青年訓練班，結訓後派回越南基層進行工作。
1941年初，胡志明將「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分成二組。范文同、武元甲、黃文歡仍留靖西；馮志堅、武英、黎廣波返回越南高平，進行基層組織的工作。在高平省北坡村建立機關後，胡志明一度改名秋翁，在靖西、北坡間進出。北坡屬高平省河廣縣，是山區中的一個偏僻小村，居民全是儂族，這是胡志明第一次來到越南直接領導的革命運動。留在靖西的越共黨人范文同等，仍然利用張佩公與中國的關係，並於1941年4月12日，正式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會」，構成的份子包括越南共產黨、越南社會民主黨、及越南獨立同盟會。適在「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會」成立後不久，胡志明在北坡建立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秘密指揮機關。並於1941年5月10日，在北坡召開印度支那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胡志明主持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文樹、長征(Trường Chinh本名武文渠)、馮志堅、武英、黃文歡、黃國越(Huỳnh Quốc Việt)等。會議建立和發展游擊根據地，成立越盟陣線。以「越南獨立同盟會」為主與16個「救國會」的組織，於1941年5月19日，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戰線」，簡稱「越盟」。會議推舉胡志明為黨的總書記，直接領導越南革命。但胡志明堅決推辭，提議讓在國內擔任黨領導工作的長征為黨的總書記。「越盟」綱領，規定越南人民當前奮鬥的目標：「在推翻日、法法西斯之後，按照民主的精神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革命政府，並採用金星紅旗為國旗。」
廣西蒙難與《獄中日記》
印度支那共產黨第八次會議結束後，籌組「越南獨立同盟戰線」，直接領導越南革命。胡志明在靖西、北坡間進進出出。1941年6月6日撰寫一篇《致越南全國同胞號召書》，以「阮愛國」署名，原稿用「漢文」書寫，以「國外來信」的方式，再由越南《自然之聲》轉譯為越文，號召全國百姓站出來，組織「救國會」打倒日、法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篇號召書很快傳遍越南各地，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愛國的熱忱，革命運動很快蔓延各省，參加各類「救國會」的越南各界人士越來越多(筆者按：依據蔣永敬教授言，越共領導著16個救國會組織，包括工人、農民、軍人、文化、婦女、兒童、青年、父老、佛教、天主教、商人等團體。)「越盟」在人民群眾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也是阮愛國自1932年傳出病逝消息後，沉寂了10年之久，阮愛國的名字再度公開在國際媒體上出現，「阮愛國」之名，重又復活在越南百姓的心中。
1942年8月下旬，胡志明由黎廣波帶路，又一次離開北坡來到中國。這次來中國的目的，是去重慶會見周恩來，尋求中共的支援及交換時局的看法。(筆者按：胡志明稍後被國民黨逮捕，在其《獄中日記》有一篇讀「蔣公訓詞」，被解讀成他這次來中國，要求晉見蔣中正軍事委員長是錯誤的。周恩來早在1929年就知道胡志明是台灣胡集璋的身分，也知道1932年時阮愛國已病死，1935年共黨國際要胡集璋替代阮愛國身分。1938年胡志明來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給予胡志明非常大的幫助。1940年~1941年胡志明與周恩來在重慶密謀多次，在中共桂林、貴州、重慶等八路軍辦事處全力協助下，胡志明創造出新命運的契機。這點，胡志明是清清楚楚點滴在心頭，故而一再稱呼周恩來為恩哥，兩人超乎同志加朋友的感情。) 臨行之前，胡志明為自己印製了名片，中間寫著胡志明三字，左右兩邊分別印著新聞記者和越南華僑等字樣。胡志明這個名字，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8月25日到達靖西縣巴蒙城，住在結義兄弟徐偉三家，歡度中元節，8月27日清晨，改由廣西邊民楊濤帶路前往重慶。當二人行進到德寶縣足榮鄉時，被國民黨鄉警所的警察拘留。鄉警向福茂在盤查胡志明時，對其身份產生懷疑，發現除持有「國際反侵略會越南分會」的證明文件外，還攜帶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會」的會員證、國際新聞社的特約通訊員證，以及四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軍用通行證等。這些證件都是1940年簽發，已屬過期失效，認為胡志明身分複雜，有間諜嫌疑因而將其扣留，將其帶回鄉公所，交由調查員馬獻榮審問後，輾轉經德寶、靖西縣府，送交廣西最高軍事機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審訊。從8月27日胡志明在足榮被捕，經靖西、南寧、柳州、桂林遞解13個鄉鎮，拘禁18個監獄，在監獄中度過14個月的歲月，以「漢文」寫下133首的《獄中日記》詩。黃錚教授所述，胡志明《獄中日記》詩有七律、七絕、五律和雜體，內容大都直舒胸臆，或反映眼前，即興吟誦。詩文往往脫口而出，不加修飾，明白易懂。一百三十四首的獄中詩，並不單純是詩，而是一部詩史，是一個革命家的自畫像。在每一首詩的字裡行間，鮮活反映一個灑脫的、智慧的、堅毅的革命老人─ 胡志明的形象。
胡志明被捕後，越共中央十萬焦急，數次向國民黨政府發電報查詢，又通過路透社、法新社、蘇聯塔斯社發佈消息製造輿論，千方百計向中國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釋放胡志明，但國民黨政府均置之不理。當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立刻請出馮玉祥與李宗仁，營救胡志明。蔣介石迫於各方的壓力，於1943年元月終於下令第四戰區釋放胡志明，交付與政治部察看感化，胡志明乃從桂林監獄轉至柳州軍人拘留所。當時《獄中日記》有二首詩，記下這段歷程。第108首，詩題《到第四戰區政治部》：「解過廣西十三縣，住個十八個監房。試問余所犯何罪，罪在為民族盡忠。」第109首，詩題《政治部禁閉室》：「二呎闊兮三呎長，四人住此日徬徨，要申申腳也不可，因為多人少地方。」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從軍人拘留所，釋放出來重獲自由。
重返北坡‧八月凱歌
胡志明出獄不久，獲得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賞識，參加了「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活動，被委派為副主席，主席是阮海臣。該組織是旅華越南各黨派人士在第四戰區的協助下，於1942年10月在柳州成立的一個團體。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會」召開海外革命團體代表代表會議，改選了執行委員會，胡志明與另一「越盟」成員黎松山當選執行委員。1944年6月，黃文歡從越北來到柳州，會見胡志明，彙報越南革命的形勢和「越盟」組織發展的情況。胡志明乃抓住海外革命團體代表會議結束的有利時機，向張發奎提出返回越南的構想，並遞交一份《入越工作大綱》，發展「越南革命同盟會」的組織與力量，爭取越南完全獨立。經張發奎的同意後，胡志明乃從越南青年組成的「戰地工作總隊」，挑選18名優秀青年，於1944年8月9日離開柳州，重返越南北坡。
胡志明率領18名越年青年幹部，順利回到北坡的根據地，越南的獨立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1940年9月27日，當日軍侵入諒山，法軍經北山退往太原的時候，馮志堅、朱文晉(Chu Văn Tiến越)、梁文芝(Lương Vạn Chi越)以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名義，領導北山人民武裝起義，潰退法軍奪取武器，建立北山──武崖間的革命根據地。1943年，北山──武崖革命根據地與范文同、武元甲、黃文歡、武英等人領導的高平中央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線。胡志明與印度支那共黨高層審視當前的戰鬥情勢，決定發展武裝軍隊，印度支那共產黨所掌握的遊擊武裝力量，成立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奠定越共初步軍事化的基礎，武元甲擔任隊長，朱文晉為副隊長，黃文泰(Huánh Vạn Thái越)任政委，並訂1944年12月22日為建軍節。1945年6月4日越南救國軍與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合併為越南解放軍。在同年8月把握第二次大戰日本向盟軍投降的大好時機，掀起全國「八月革命」的浪潮，武元甲、朱文晉、黃文泰等人指揮高平和北山的越南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一兵一卒，堂堂皇皇進入首都河內。
1945年8月中旬，胡志明得知日本即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後，8月13日至15日，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宣光省召開會議，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越盟總部在新潮召開全國會議。16日當天大會通過決議，集中所有力量，發出全國總起義的命令。在完全獨立的基礎上，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實行民主改革10大政策，推選胡志明為民族解放委員會 的主席，決定在盟軍進入越南之前，從日軍手裏奪取全國政權。8月16日越南解放軍攻克太原，揭開起義的序幕。8月19日北部河內人民起義，8月23日中部順化起義，8月25日南部西貢起義。從8月16日至28日，全國有60個省市先 後起義，從南到北建立了新政權。27日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推舉胡志明為主席。30日阮朝末代 皇帝保大在順化宣佈退位。八月革命在全國各地取得勝利。9 月2日胡志明代表臨時政府，在河內巴亭廣場慶祝大會上宣讀《 獨立宣言》。宣達推翻長達80年的殖民統治和上千年的封建專制，並宣告越南獨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
胡志明真正的身分
在本書第二篇《偷龍轉鳳的戲曲》中，筆者花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反覆證實阮愛國早在1932年就已經肺結核病去世。在第三篇《金蟬脫殼真假人生》中，指出1929年~1931年間，有二位胡志明同時出現；其中一人是阮愛國，另一人是胡集璋。在第四篇，第一幕《胡志明在蘇俄(1933~1938)》中，指出以胡集璋移花接木為阮愛國，乃出自共黨國際的計劃，也是共黨國際與中共、越共高層與胡志明本人合謀下的陰謀。在本篇胡志明1938年~1945年，在中國的歲月裡，將更進一步證實胡志明真正的身分，是來自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胡集璋。
胡志明為何在1938年10月，千里迢迢來到中共延安而不是返回越南？在延安住進「棗園」招待所，巧合地與康生密謀些什麼？為何又匆匆隨同葉劍英火速趕往桂林中共八路軍辦事處？到達桂林突然神秘失蹤一個半月到哪裡去了？來到中、越邊境的桂林，又為何不直接返回越南，反而北上參加湖南衡山游擊幹部訓練班？胡志明為何要多次透過中共的聯絡，才與越南接上線？更為奇特的？胡志明為何一反常態，在1938年~1939年，大量以「漢文」發表文章，這幾乎阮愛國從未有過的事。這等等令人疑惑之事，其間到底暗藏什麼玄機？其實1938年~1945年胡志明在中國時期，中共高層是很清楚胡志明真正的身分。中國共產黨為其黨的最高利益，除了幫助胡志明締造越南共產黨獨立建國的目標外，中共高層還隱藏胡志明真正的身分，包裝胡志明冒用阮愛國的身分。因而，有關胡志明身分問題，所呈現的文獻史料，在此時期，出現諸多不合常情常理的史實，造成編撰胡志明傳記的學者們，誤將「馮京當馬凉」，錯把「胡集璋當成阮愛國」的謬誤，記載胡志明懸疑謎樣的人生。今就1938年~1945年間，有關胡志明身分的質疑與辨正，一一羅列如下，請專家讀者指正。
胡志明神秘的工作指令
1938年初秋胡志明離開莫斯科時，蘇聯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已重建聯盟。雙方早在1937年8月於莫斯科、南京簽署非侵占協定，並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的合作，抵抗日軍入侵中國。從1939年~1944年胡志明在中國西南的活動，明顯地在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任務，擴展中、越共黨反帝國統一戰線，抵擋日本帝國法西斯的入侵。當年蘇聯面對日本帝國軍事強權的威脅，除援助蔣介石政權3~4.5億，建立反帝國反法西斯中國人民統一戰線，還派空軍支援中國抗日。胡志明即在此時機背景下，離開莫斯科到中國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密令。
共黨國際交付胡志明的工作密令是什麼？無從完整清楚知悉，從事後胡志明寄給越南中央委員會與回覆共黨國際的報告，不管是七點指令或八點指令，均離不開肅清托洛斯基主義份子，開展中越共黨聯合陣線的指示。然而，胡志明事隔一年之後，寄給共黨國際的「漢文」報告中說：「他在延安時，把行旅弄丟了，筆記裡面夾有共黨國際的政治工作指令也遺失了。今僅憑著記憶印象，寫下工作指令的任務報告。」胡志明行旅是否丟失或只是藉口並不重要，筆者特別質疑？工作指令記載與康生密謀的內容是什麼？胡志明為何隨同葉劍英風塵僕僕趕往桂林中共八路軍辦事處？這關鍵胡志明真正的身分，與胡志明在中國桂突然消失的一個半月活動？
胡志明神秘的工作指令
1938年初秋，胡志明離開莫斯科時，蘇聯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已重建聯盟。雙方早在1937年8月於莫斯科、南京簽署非侵占協定，並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的合作，抵抗日軍入侵中國。從1938年~1944年胡志明在中國西南的活動，明顯地在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任務，擴展中、越共黨反帝國統一戰線，抵擋日本帝國法西斯的入侵。當年蘇聯面對日本帝國軍事強權的威脅，除援助國民黨蔣介石政權3~4.5億，建立反帝國反法西斯中國人民統一戰線，還派空軍軍機支援中國抗日。胡志明即在此時機背景下，離開莫斯科到中國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密令。
共黨國際交付胡志明的工作密令是什麼？無從完整清楚知悉，從事後胡志明寄給越南中央委員會與回覆共黨國際的報告，不管是七點指令或八點指令，均離不開肅清托洛斯基主義份子，開展中、越共黨聯合陣線的指示。然而胡志明事隔一年之後，1939年4月、7月憑著記憶，寄給共黨國際的「漢文」報告中說：「他在延安時，把行旅弄丟了，筆記裡面夾有共黨國際的政治工作指令也遺失了。僅憑著記憶印象，寫下工作指令的任務報告。」胡志明行旅是否丟失或只是藉口並不重要，筆者特別質疑，工作指令有否一條：「要胡志明前往廣州刺探日本軍情動向的密令，作為越共獨立解放的佈局？」這關鍵胡志明真正的身分，與胡志明在中國桂林突然消失的一個半月活動？
胡志明神秘失蹤的一個半月
中、外文獻皆清楚記載，胡志明於1938年10月中抵達延安，在延安停留了兩個禮拜後，隨同葉劍英的車隊火速趕往廣西桂林中共八路軍辦事處，到達桂林的時間是在12月底。(《胡志明與中國》一書，何啟君的訪問回憶，以及《胡伯伯》一書，胡志明自己的回憶。) 假設胡志明10月中旬或10月底從延安出發，行程推算為半個月，12月底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那麼11月初至12月底，至少有一個半月的時間，胡志明是神秘失蹤的。這一個半月的時間，胡志明到哪裡去了？做了些什麼？從未見有任何文獻史料報導紀錄。胡志明是否去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神祕指令？從胡志明七拐八彎地從莫斯科到達延安，與特務頭子康生密商些什麼？急忙火速隨同共黨軍頭葉劍英趕往桂林，在李克農主持下的桂林八路軍特務機關做些什麼？胡志明神秘兮兮與周恩來、葉劍英、康生、李克農等最高級的軍頭、特務們，密商些什麼？神秘失蹤的一個半月到哪裡去了？
《台灣日日新報》
胡志明在1938年11月~12月間，突然消失了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的日子，巧妙地在1938年11月~12月的《台灣日日新報》找到了。筆者特別在胡志明消失一個半月的日子裡，聯結上《台灣日日新報》，有著胡志明身分極為重要的秘辛。1938年11月12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台灣出身的日軍通譯胡集璋，從河南‧南石頭監獄逃脫。經駐紮廣州的日本太田部隊發現後，被選派為廣東軍區指揮官小笠原太尉的通譯。(筆者按：通譯即翻譯官之意) 」
胡志明神秘失蹤一個半月的活動，聯結於胡集璋在廣州日本軍隊當通譯的說法。絕非筆者胡亂作聯結，隨意信口開河。筆者有相當的證據推論，證實胡志明即是胡集璋。從胡志明在蘇俄強迫學習的5年日子裡，為何到1938年的初秋，日本軍隊進犯中國廣州之時，才突然解禁允許胡志明離開莫斯科前往中國。爾後，千里迢迢轉道延安與康生、葉劍英、李克農、周恩來等軍頭特務密商後，急忙進駐中共特務機關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特別是當時的廣西桂林、柳州沿線，乃中、日、法、越軍隊必爭之地，軍警、特務、間諜盤結密布，活動頻繁之所。人生地不熟的胡志明，為何突然跑來桂林，目的是什麼？人又到哪裡去了？這諸多秘密的行徑，唯一能合理解釋，即是胡志明在執行共黨國際交付的密令任務。而且這項密令任務，絕對不可以曝光，萬一密令任務洩漏，胡志明真正的身分則將敗露。故而，共黨國際與中、越共高層，將這項「密令任務」封鎖在歷史的暗箱，至今仍不讓其見到天日。
胡志明這項「密令任務」是什麼？共黨國際交付給胡志明什麼密令任務？從各項事證指向：「胡志明在中共特務人員的協助下，潛入日本廣州軍區，刺探日本的軍情動向，回報給共黨國際。」這即是杜克教授，所言：「胡志明以回報莫斯科中國活動的新責任，視為第一要務。」共黨國際為何交付這項密令給胡志明？究當時情勢分析，與《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做如下的判斷：1、打探日本的軍情動向，提供給共黨國際作為解放越南獨立的戰略參考。誠如胡志明1940年12月18日發表在廣西《救亡日報》專欄，《越南「復國軍」還是「賣國軍」》一文，可資證明。內文談及：「1931年後，陳文安曾經擔任偽滿州國的外交官，1938年廣州失守後，陳文安回到廣東－越南邊界活動。在今年9月底，倭寇侵略越南，阮疆坻、陳文安也跟著回國，在諒山、高平活動。……目前倭寇被英、美、俄阻止，尚不敢進犯越南，但又覬覦越南豐富的資源，故招募越奸，企圖擾亂民心，藉口侵佔越南。」這難道不是胡志明深入廣州日本軍區蒐集到的情資嗎？(詳見下文《救亡日報》11篇專欄)。2、胡志明有條件、有能力執行這項密令任務的最佳人選。依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胡集璋乃台灣挑選的青年菁英，接受日軍間諜訓練後，分派至中國從事敵後情報工作。胡集璋出生台灣新竹州苗栗郡，台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導師是多田羅先生。日軍駐廣東軍區最高指揮官小笠原太尉，早年曾經任職台北0 0部隊，與多田羅先生是舊識。」從上述二要點証明，胡志明非常適合執行「密令任務」的人選，又有利於中、越共解放獨立的進展。胡志明因具備有熟練的日語能力，對日本情勢有深切的了解，與駐守廣州日本軍區指揮官有所淵源等條件。胡志明才有可能在中共特務機關掩護下，執行潛入日本軍隊，打探日本的軍情動向的密令。如此，方能合理解釋：「共黨國際為何核准胡志明離開莫斯科，火速隨同葉劍英南下桂林辦事處，沿途與康生、葉劍英、李克農、周恩來密商。抵達中共桂林特務機關後，突然無故神秘消失了一個半月的種種迷惑。」
歸納《台灣日日新報》廣州特派員濱中，於1938年11月12日、18日、21日，12月7日等四天。在《台灣日日新報》，有關胡集璋的報導要點如下：
1. 胡集璋與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挑選的青年菁英，接受日軍間諜訓練後，於0年0月8日被分派至中國從事敵後情報工作。胡集璋出生於台灣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年齡「38歲」，台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登載有一張胡集璋很糢糊的照片。
2. 昭和5年(1930年)，胡集璋冒著生命的危險，與妻兒子女生離死別，來到廣東一展其雄心壯志。曾在專賣局與公營機構擔任蚊香、線香及釀酒的技師，也曾在廣州對岸的南塘地區居住，任職於南方實業公司礦石精煉所的分析技師，對礦石的開採、鑑定非常熟練。
3. 中、日七七事變爆發，胡集璋以漢奸的罪名被國民黨軍逮捕。胡辯稱自己是中國人而被釋放，但有人密告胡是日本人，再度被捕，而不聽其辯解，被關押在“河南‧南石頭監獄”。當日本的軍隊突襲東南沿海，佔領廣州時，中國軍隊狼狽潰散，胡集璋乘隙從監獄逃脫返回南塘住家。南石頭監獄關押有二千多名囚犯，橫濱出身的鈴木與日本多名間諜嫌疑犯，早在日軍突襲廣州之前，就已慘遭殺害。
4. 胡集璋從監獄脫逃返回南塘時，被日軍巡邏的太田部隊發現，胡集璋告知其身分後，被選派為日軍駐廣東軍區最高指揮官小笠原太尉的通譯(翻譯官)。小笠原太尉曾經任職台北0 0部隊，七七事變後調回日本，後來加入川口部隊派駐廣州。胡集璋向小笠原太尉報告說：「他在台北工業學校的導師，是多田羅老師。在監獄被關押有一年多，曾在兩廣山區的礦場工作。離鄉背井已有四、五年，生活實在很苦。(1931年夏拘押廣州監獄，出獄返回南塘住家，任職專賣局蚊香、線香及釀酒的技師，符合1938年投入廣州日本部隊的藉口。) 濱中特派員報導胡集璋在廣東的經歷後，特別強調：「胡集璋目前在軍中生活，只在一人之下，很受重用，非常的活躍。」消息在台灣報紙傳開後，台灣組織有慰問團前來廣州探問胡集璋；胡集璋的四哥胡集斐還特別寫信到《台灣日日新報》致意，表達感謝之情。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1938年)11月~12月四天的報紙，複印剪裁後，如下附圖。
河南‧南石頭監獄
《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12日~12月7日，有關胡集璋在廣州的新聞報導，與1938年11月~12月，胡志明在桂林失蹤的一個半月。在時間、地緣上，其間的因果關係，非常巧合的聯結在一起。更有甚者《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有幾項證據直接指向胡集璋與胡志明為同一人。其中最為關鍵的證據之一，即是胡集璋被關押在“河南‧南石頭監獄”的事件，與胡志明被關押廣州監獄的事件，證實這是相同的一個事件。
《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被關押在“河南‧南石頭監獄”。河南到底指什麼地方？南石頭監獄又在哪裡？依據《中國共產黨廣州市組織史資料》記載，河南指的是珠江南岸，南石頭監獄，位在廣州市海珠區南石頭街。“南石頭監獄”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廣州唯一的大監獄”，名為“懲戒場”。1927年「4.15」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把大批共產黨人和群眾都關押在此。著名的共產黨員劉爾崧、沈靜齋、宋時輪、蕭楚女、熊雄、李森、鄧培等都曾經被關押在“南石頭監獄”。
雖說：「1938年11月~12月間，胡志明秘密前往廣州，混進日本軍隊的事件。」是胡志明與中共高層經過精密合謀下所做出的設計。但胡集璋被關押在“河南‧南石頭監獄”畢竟是活生生的真實事件。筆者在第三篇《金蟬脫殼真假人生》中，曾引《鄭超麟回憶錄》一文，提及：「傅大慶於1931年夏，在廣州監獄遇見胡志明，胡志明曾托傅大慶向中共黨中央傳話，設法營救他出獄。」(見《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記傅大慶》第506頁。參閱筆者從《鄭超麟回憶錄》所作的摘要，如附件二。) 傅大慶於1931年夏，在廣州監獄遇見的胡志明，自然不可能是阮愛國。阮愛國於1931年6月~1932年2月，被關押在香港維多利亞監獄。胡志明不可能同時被關押香港監獄與廣州監獄。故而，這位被關押廣州監獄的胡志明，指的就是胡集璋。鄭超麟與傅大慶他們都是中共早期的共產黨員，屬托洛斯基派。傅大慶在抗戰初期即被日本憲兵所殺，鄭超麟長年被關禁監獄，活到98歲。1930年前後，胡集璋任職上海泛太平洋產業工會，為共黨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員，因而與早期中共黨員來往密切，認識鄭超麟與傅大慶。鄭超麟與傅大慶所認識的胡志明，自始至終指的就是胡集璋這個人，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胡志明與林依蘭的生死戀》一文，作者梁益新在【躲避追捕廣州藏身】一節，記載著：「1930年蔣介石督師圍剿紅軍江西蘇區，並命令各地加緊搜捕共黨份子，羊城廣州也不例外。胡志明就在這個時候到達廣州的…，他通過聯絡員向中共廣東地下省委求助，廣東地下省委通過陶鑄安排中共女黨員林依蘭和胡志明假扮夫妻作掩護，避開了追捕。」接著在【林依蘭受命扮妻子】一節，說到：「林依蘭以一個妻子的身分無微不至的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不久，由於叛徒的出賣，胡志明被捕了。臨別時他緊緊抱住林依蘭，用手帕拭去她臉上的淚：『堅強些，別讓敵人笑我們的軟弱，好嗎？』說著取出貼身珍藏的日記本交給她，我把我的心留下來陪妳，收下吧！」緊接在【患難中見真情】一節，再次說到：「三天後，胡志明被營救出來，林依蘭盯著他有稜有角的臉孔說：『志明，你辛苦了！為什麼不等我去接你呢？』從以上梁益新的敘述，是很清楚記載胡志明在1930年代初期，確實在廣州遭國民黨關押，而非阮愛國1931年在香港遭港警關押。(詳見第五篇《婚姻戀情的悲歌》)
台灣國華書籍，1946年吳濁流出版有日文版《胡志明》一書。轉譯中文時，以《亞細亞的孤兒》出刊。在第三篇，【淑春】、【幽禁】、【越獄】等章，夾藏有胡志明潛逃廣州與林依蘭戀情的片斷史料，見證歷史的紀錄，記錄台灣的胡集璋即是越南的胡志明。(參閱上篇台灣吳濁流《胡志明》一書的報導。) 從1938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與台灣1946年吳濁流《胡志明》一書，都記載有胡集璋在廣州被關押的事件；《胡志明與林依蘭的生死戀》一文與《鄭超麟回憶錄》也都記載有胡志明在廣州被關押的事件。這以上清楚證實胡集璋即是胡志明，也證實來自台灣苗栗胡氏家族代代口傳的秘聞，絕非杜撰造假的故事：「1938年，胡集璋的親弟弟胡集養在廣州與胡集璋見面。當年台北師範甲等科畢業胡集養，被日本軍徵召至香港海軍軍艦當通譯，從《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得知有九年未見，全無音訊的兄長胡集璋在廣州的消息，大約在1938年12月中旬，前往廣州與胡集璋會面，並告知兄長有一兒子，名叫曙光。胡志明1939年化名胡光，或許是孺慕思子之情。據胡集養返台後向父兄的報告說：『他透過重重的關卡，甚至搭乘偷渡的海盜船，才見到胡集璋。』胡集璋劈頭第一句話說：『你怎麼會跑來，太危險了！』兄弟彼此交換近況與家中的訊息後，胡集璋又私下告訴胡集養說：『我從事的是特務工作，隨時有生命的危險。』並特別交代返家時，向父兄報告，不要再來找我，我要到雲南、越南工作，沒有成功不會回家。」
《台灣日日新報》與《南岳游幹班通訊錄》
胡集璋即是胡志明，另有一項甚為重要的證據聯結。《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出生台灣苗栗郡銅鑼庄人，年齡「38歲」。相距不到半年，湖南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同學通訊錄的小冊子》，記載胡志明年齡「38歲」，完全符合；這與阮愛國年齡「49歲」，相差11歲，錯誤甚遠。當年1939年胡志明在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登記在同學通訊錄的小冊子，公開的身分如下附圖(圖片翻攝自廣西龍州胡志明展覽館)：
姓名：胡光
職務：新聞台少校台員
年齡：38歲
籍貫：廣東
單位：第18集團軍
在何學校畢業：嶺南大學
曾幹何工作：中學教員、外國語言學校校長
姓名：胡光。胡光是胡志明自莫斯科來到中國後，1939年~1942年的化名。胡志明在蘇俄化名「P. C林」，「林」的化名，應是胡志明台灣的妻子 ─ 林桂妹的姓，P.C則不知用意；胡光的「光」字，應是胡志明在台灣唯一兒子胡曙光的小名。胡集璋族譜世系記載：21世係，輩分排名為「集」字輩，如集珍、集斐、集璋、集養等；22世係，輩分排名為「光」字輩，如崇光、觀光、煥光、曙光等。故而「P. C林」、「胡光」的化名，應是胡志明思念台灣妻兒採用的化名。
職務：新聞台少校台員。胡光當年確實在湖南衡山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新聞電台工作，負責收聽廣播。筆者甚覺怪異，不到半年時間，胡光竟從葉劍英的二等勤務兵升任為少校台員，升任廣播日語的收聽工作。對照胡光《同學通訊錄》前後兩列，前一列，名字：陳子英。職務：中校台長。在何學校畢業：日本帝國大學。單位：第18集團軍。後一列名字：蔣雪影，職務：上尉台員，在何學校畢業：留日學生。單位：第18集團軍。原來胡光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隸屬第18集團軍。這個電台專門以截聽「日本情報」、收聽「日本訊息」為主，故而電台成員都具有留學日本的學歷背景。胡光(胡集璋)自小即接受日本教育，台灣第一工業學校畢業，擔任此項工作任務，自然最為適合。胡志明(胡光)對日本語言文化的熟悉，自然非是阮愛國，畢竟阮愛國無任何日本語言文化的成長背景。
年齡：38歲。《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12日刊載胡集璋年齡『38歲』，乃胡志明真實的年齡而非阮愛國的年齡。阮愛國是1890年5月19日生，於1939年時，年齡49歲。胡集璋家譜記載：胡集璋生於明治34年辛丑10月11日申時。換算公元紀年：日本明治34年、中國辛丑年，為公元1901年，正好是38 歲。這也明確證實了越南的阮愛國不是胡志明，胡志明是來自台灣苗栗的胡集璋。
籍貫：廣東。阮愛國祖籍，越南義安省南壇縣黃稠村；胡光(胡集璋)祖籍，中國廣東省惠州府長樂縣，故而登記籍貫廣東，能夠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自然合情合理。胡集璋家譜剪裁，如下頁附圖；族譜乃胡集璋父親胡寅亮親筆所寫。
《台灣日日新報》與《獄中日記》詩
胡集璋即是胡志明，還有一項聯結。《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畢業台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曾任職於南方實業公司礦石精煉所、廣東鑽石鑑定技師、在廣西礦場工作。這說明了胡集璋對礦石的開採、冶煉、鑑定的工作相當內行。而胡志明1942年~1943年在廣西被國民黨關押了1年又12天，拘押期間記下《獄中日記》詩，其中第28首《難友原主任L》的七言詩：
「國家重托鎮邊陲，胡乃忘公只願私。銻礦常從邊界去，金錢爐裡鑄囚詩。」
黃錚教授這首詩的註解：「廣西西南邊境蘊藏豐富的銻、猛等有色金屬。胡志明這首詩，在評論一個私運銻礦出境的同事，原主任L的貪贓枉法的行為。」《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胡集璋曾任職於南方實業公司礦石精煉所、廣東鑽石鑑定技師、在廣西礦場工作。很巧妙地與胡志明的《獄中日記》詩，記載：「往日的同事原主任L，因盜賣私運銻礦，與胡志明同時被關押在靖西監獄的尷尬場景。」這不也間接證實胡集璋與胡志明是同一個人的証明嗎！
胡志明在共黨國際的密令下，潛入廣州日軍軍區當通譯，約近二個月的時間，動機不完全清楚。就當時歷史脈絡觀察，不外乎竊取日軍的軍情，了解日軍的動向外，有可能試圖拉攏與日軍的關係，尋求日軍協助抗法的活動，開展與越共聯合陣線的佈局。然而，當時日軍是以扶植阮疆坻親王的魁儡政權為優先，故而共黨國際利用胡志明身分背景，企圖與日本軍的聯結關係落空了。然而命運的機轉，任誰也難以預先明察，正由於胡志明潛入廣東日本軍區希望的落空，促使這段秘聞的報導，暴露出胡志明真正的身分，是來自台灣苗栗的胡集璋。這或許是所謂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任憑誰也無法詆賴與遮掩。
胡志明是中國人嗎！？
胡志明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有不少越南的華僑，認為胡志明是中國歸化的越南人。他們依據的理由是胡志明會說廣東話，會寫漢文，還會作中國詩，他的祖先從中國遷來越南，因而認為胡志明是越南人，也是中國人。這種認定，基本上不了解阮愛國的生平歷史，聽信越南官方的宣導，阮愛國會說「漢語」，會作「漢詩」的影響。從1938年~1945年觀察，胡志明自1938年到中國以後，可說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幾乎已無阮愛國的身影。胡志明不曾開口說越南話，甚至說自己不懂越南語，反而開始以流利的廣東話或帶有廣東腔的中國話與人交談。胡志明也不用法文或越文發表文章，反而以從未使用的漢文，大量的在報章上發表專論，寫下134首《獄中日記》的漢文詩。更為奇特的怪事，胡志明以漢文寫好的文章寄至越南，再由越南雜誌翻譯成越文或法文，流傳至越南全國各地，宣導中國對日的抗戰，以及中國托洛斯基派的共黨活動。甚至胡志明不敢承認自己是阮愛國，只模稜兩可的說自己是中國華僑。胡志明這個時候，重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軍隊的游擊訓練。這等等一反常態的行為，不合常理的行徑，筆者只能解讀1938年~1945年間，在中國活動的胡志明根本就不是越南人阮愛國。有關胡志明「漢語」聽、說、讀、寫的能力，留待下篇《漢文‧獄中日記‧遺囑》再以專文論述。本章節，僅就1938年~1945年，胡志明在中國活動期間，所呈現比較特殊的文獻資料，檢視胡志明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
寄至越南的《七封中國來信》
1938年12月~1939年6月間，胡志明以「中國記者」的身份，「P.C. Lin」的化名，「國外來信」的方式，寫了七篇「漢文」文稿，從中國廣西寄到越南河內。這七篇文稿的篇名為：《日本人欲怎樣“開化”中國1938.12》、《中國來信1939.2》、《中國來信1939.3》、《中國工人在抗日戰爭中的英雄主義1939.4》、《中國來信1939.4》、《中國來信1939.5》、《中國來信1939.6》。其中第一篇《日本人欲怎樣開拓中國》，文長約有二千字左右。在1939-2-12 日和1939-3-5 日，刊登在法文雜誌《我們之聲》，標題則轉譯成《日本帝國的各種殘暴的行為》。越文雜誌《民眾》也於1939-1-21 日第46期、1939-1-24 日第47期和1939-1-28 日第48期，轉譯全部的文稿。
胡志明以中國記者的身份，P.C. Lin的化名，「國外來信」的方式，寄7篇「漢文」稿到越南，這倒是一件非常突兀而不尋常的現象。胡志明既以P.C. Lin為化名，這表示1939年在中國的胡光，與1934年在莫斯科的P.C. Lin是同一個人。莫斯科檔案資料記載的P.C. Lin，是越南人阮愛國，為何到了中國桂林P.C. Lin(胡光)，卻變成了中國記者、中國華僑。而且，這時候阮愛國不用「越語」寫文章，卻突然開始長篇大論的以「漢語」寫文稿，更且，文章的筆法、內容迥然不同於過去阮愛國所發表的文章。特別奇怪的在文稿內容中，重複出現我是「中國人」、我不懂「越南語」的字眼。這與1925年~1926年間，阮愛國在廣州以「法文」撰寫88篇的社論，刊行在《青年報》，寄回越南的情形很不一樣。真不知胡志明怎麼突然會熟練了「漢語」？七篇文稿除二篇控訴日本對中國殘暴的侵略行徑外，另外五篇以《中國來信》標題的文稿，一篇報導中國人民抗日的情形，一篇檢討總結越南這二年來的軍事活動，三篇介紹托洛斯基主義及托洛斯基派在中國的活動。文章抬頭用語以“我們的朋友”或“親愛的朋友”(不是以我們的同志”或“親愛的同胞)稱呼，文末皆以“P.C.Lin”署名。節錄第一篇《日本人欲怎樣“開拓”中國》第一段，提供讀者參考：「身為“中國人”，若我把我所目睹有關日本軍人的各種殘暴說出來，人家也許認為我說得太過份。因此我摘錄一位外國記者，所報導的有關日本軍人的各種暴行。這篇文章，記載在《戰爭的意義－日本軍人在中國的暴行》一書，向你們報告。此外，我附加些刊登在各報紙上的消息，與值得信賴的人物，如新四軍和八路軍人民革命軍的幾位司令轉述的故事。」《日本人欲怎樣“開拓”中國》，“開拓”一詞，是從越文版《胡志明文集》轉譯的漢語詞；大 陸黃錚 教授《胡志明在廣西》一書，直接轉載的原文為《日本人欲怎樣“開化”中國》。不管是“開拓”或 “開化”都不符合「中文」用語，倒像是「日文」的漢語詞。而且內文夾雜著「日本司令說」、「日本軍情局表示」等等的話語，筆者甚感怪異，阮愛國何時對日語，對日本文化有了這麼深入的研究！
寄給共黨國際的《七篇報告》
1939年4月20日~1940年7月12日，胡志明寄給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報告有七篇之多。寄件的抬頭稱呼為共產國際東方委員會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末尾以P.C.Lin署名或附加《我們之聲》具結。有的以法文書寫，有的以漢文書寫，報告的內容有越南近況及新情勢的發展和托洛斯基派在中國活動的相關報告。其中一篇1940年7月12日，以「漢文」撰寫，長達12頁的報告。這是以P.C.Lin署名，以「漢文」寄至莫斯科東方委員會的信；而阮愛國寄至共黨國際的信，從來沒有「漢文」的信件。從信件的內容分析，根本不像是越南人所寫，顯見P.C.Lin並非阮愛國。內文凡稱呼越南或介紹越南的地理、人文、資源、政治制度等等，都以第三者代稱，有些名詞用的很怪，類如安南共產黨有超過萬名「華僑黨員」、有三名「漢奸」走卒，警告「越僑」的傳單，稱呼蔣介石為「蔣公」、宋子文為「宋公」，白崇熹為「白公」等，總覺用語很怪，非越南人所寫。
談及有關中國托洛斯基派系的問題，根本就不是越南人的用詞語氣。例如：中國托洛斯基者如何繼續背叛我們的祖國。蘇俄托洛斯基者不但想出賣西伯利亞沿海一帶的土地給日本帝國，而且還企圖把我們的祖國─中國，賣給日本帝國呢！ 1931年9月，正當日本軍隊侵佔滿州時，日本在上海的偵探局已跟托洛斯基聯絡。雙方已簽訂合同如下：托洛斯基派系保證不進行宣傳以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偵探局保證，會付給托洛斯基者每月三百美元，於是陳獨秀和其夥伴著手進行工作。他們拿日本的錢，出版雜誌替日本人宣傳：「日本佔領滿州只希望迅速解決爭執的問題，並沒有絲毫想侵略中國的意圖。」日本偵探局已承諾，托洛斯基者在上海每個月領得100000美元，在中國中部和南部工作。在天津和北京的托洛斯基者每月領50000美元，在華北工作，他們的目的只是反抗八路軍及其愛國組織。信件中，經常引用「日本軍情局」、「日本密探」以及日本內幕的消息。例如：「只需要兩個師團就能征服東洋。」、「日本付出一百億日幣和七萬人被殺或受傷的代價，就可換來佔領我們12個省。」這是我們一個嚴重的損失。這倒很奇怪，阮愛國何時又開始成了日本通，與「日本密探」攀上關係，稱呼日本軍隊的番號為「師團」。尤在法國投降德國後，論及越南的命運：「法國人的…、德國人的…、英國人的…、美國人的…、中國人的…、日本人的…。法國政府如何處理越南，打算交給德國？或是交還給越南？不如將越南獻給日本更好！還有越南人對日本又如何想呢？因為他們已非常痛恨法國，再加上未聽聞過日本在中國的各種殘殺、強暴的罪行，所以他們認為如果國家得不到自由獨立，黃鬼子到來(筆者按：黃鬼子指日本)，也比法國鬼好。」這段話，哪可能是阮愛國向共黨國際所寫的報告。另外寫到：「在北圻地方，有一個黨稱作『保皇黨』。他們有自己的報紙、官吏，藉著皇帝的勢力來活動。」中國清末，有鞏固君權的『保皇黨』 組織，越南出現有「勤王運動」，但似乎不曾聽聞有「保皇黨」組織的名詞。」類似的用語用詞還很多，不勝枚舉。肯定P.C.Lin署名所寫的報告，絕非阮愛國所寫，是位精通「日文」，而又熟練「中文」的人所寫。
廣西《救亡日報》11篇專欄
《救亡日報》在廣州失守後，遷往桂林，並於1939年初復刊，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胡志明在《救亡日報》，以「平山」的筆名，發表有11篇專欄，原稿以「中文」所寫。有《天上固味1940. 11. 15》、《池蛙與黃牛1940. 11. 24》、《羅斯福先生的惡作劇1940 .11. 27》、《兩個凡爾賽政府1940. 11. 29》、《造謠1940. 12. 1》、《越南人民與中國報紙1940. 12. 2》、《安南歌謠與中國抗戰1940. 12. 4》、《魚目混珠1940. 12. 5》、《“血統”談1940. 12. 8》、《義大利實不大利1940. 12. 16》、《越南「復國軍」還是「賣國軍」1940. 12. 18》等11篇。專欄文章共同的特點，語言風趣、寓意深刻。文章的內容，表達二次大戰時期，對局勢的觀點，尤對反日帝國與反法西斯戰爭批評甚力。大部分的文章強調中、越同盟抵抗帝國法西斯的戰爭。從這11篇文章裡，不管從文章的內容，文句的語法，對局勢的了解，可清楚地看出不是越南的阮愛國所寫，而是對日本有相當了解的中國人所寫。今舉三例證明：
一、在《越南人民與中國報紙》一文，以第一人稱寫到：「越南解放運動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同盟軍。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我們應予他們鼓勵和幫助。國父曾教訓我們說，援助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爭取自由與獨立，實行這遺訓的機會到了。」從上文解讀，哪有越南人稱呼中國人的孫中山為國父，並且要去實行遺訓的道理。
二、在《安南歌謠與中國抗戰》一文，胡志明以中國記者的口吻，報導了越南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情況。文章中說：「記者經過安南時，在城市和鄉村常聽到一歌曲，我雖不懂安南話，但聽到“攝曹羅自攝明”(救中國是救自己)一句，也可曉得這是一首同情中國的歌曲。後來在河內，我把這事告訴一位越南華裔。他說大多數越南人民都非常支持中國的抗戰。他們祈禱我們戰勝。」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知道1940年時，胡志明對越南語，聽與說的能力仍有不足。在文章中，胡志明向中國讀者介紹了經他整理的一首歌謠《救中國是救自己》，轉錄下來提供讀者參考：
日本東方法西斯，野蠻兇暴又殘酷。
發動了侵華戰爭，中國人民被荼毒。
人被殺了家被焚，滿地血紅滿山骨。
飛機炸彈無可免，饑寒疾病難生活。
他們艱苦地鬥爭，保衛民主與和平。
他們需要援助者，他們需要有同情。
日鬼向世界進攻，他是人類之公敵。
越南兄弟姐妹啊，快快起來助中國。
努力幫助中國人，中國越南如唇齒。
須知唇亡則齒寒，救中國是救自己。
三、《越南「復國軍」還是「賣國軍」》一文，更突顯出不懂日語或對當代「日、越關係史」，不甚瞭解的人，是寫不來這類文章的。摘錄其中一段，以玆証明：「1907年，日本發現《法－日協約》對日本大為有利，馬上下令驅逐越南留日青年返回越南。只有阮疆坻親王及其義子陳文安得到犬養毅以私人身份留在日本，企圖將來扶植他們當越南的傀儡皇帝。1931年後，陳文安曾經擔任偽滿州國的外交官，1938年廣州失守後，陳文安回到廣東－越南邊界活動。在今年9月底，倭寇侵略越南，阮疆坻、陳文安也跟著回國，在諒山、高平活動。我們在中國，對越南的情況好很多誤解。例如，本月初五，各報紙報導：敵人在諒山附近召募民眾，組織“復國軍”，每人每月可領三十元，下級的幹部全由敵軍挑選，其人數上達萬人，他們的目的是想唆使人民奪回法國的殖民政權，然後由他們統治。」初10那天，報紙的報導又有所不同：最近幾天，越南民族解放運動日漸沸騰。越南復國軍司令陳某幾天前已在北圻起義，民眾帶著糧食雷厲風行的跟隨著，目前已徵集數萬人…」。於是，初五的「復國軍」是個越奸的組織；初10的「復國軍」卻變成民族革命前鋒隊！「復國軍」是越南人民的武裝部隊嗎？還是越奸的組織？此外，究竟有真正的越南人民的武裝力量嗎？那個陳某又是誰呢？記者根據各個可靠的消息進行調後，可以肯定的說，陳某即是陳文安。偽「復國軍」和「復國軍」是二合為一，也是一分為二，越南人民真正的愛國武裝組織尚未發展。目前，我們想說明幾點：1、諒山農民想法單純，由於痛恨法國帝國，不了解陳文安的履歷，只聽到「復國」兩字，便拼命跟從。一旦知道陳文安是越奸時，他們一定會放棄他，而參加真正民族解放隊伍。2、目前倭寇被英、美、俄阻止，尚不敢進犯越南，但又覬覦越南豐富的資源，故招募越奸們，企圖擾亂民心，藉口侵佔越南。3、敵軍不在其他地方培植越奸的力量，選在廣西邊界的諒山、高平，這事值得我們好好注意。4、我們需要分清越南的政治和武裝團體，不應錯認越奸為「民族運動」，更不應該錯認真正的越南民族運動為「土匪」或只是被「敵人唆使。」(筆者按：上述內容，犬養毅是當時的日本首相。倭寇、敵軍、他們，指的是日本軍。各報紙，指的是當時廣西的報紙《救亡日報》、《廣西日報》、《掃蕩報》等。記者，指的是胡志明本人，當時化名胡光，身分為中國華僑。1940年~1941年間，疆抵親王亦到過台灣，但動機不清楚。胡集璋於1938年11~12月間潛入廣東，混進日本軍區當通譯，顯然與這段史實應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最終日本軍隊進犯越北，扶植疆抵親王為魁儡政權，而非以越盟建立合作關係。)
四、《天上固昧》一文，筆者不甚了解「天上固昧」一詞，是何意義。它是越文轉譯的漢語詞呢？還是原文就是漢語詞？內文開宗明義說：「這是越南人的俗語，「天公有眼(ÔNG-TRỜI-CÓ-MẮT)」的意思。」先前法國侵占越南，現在法國反被德國侵占，豈不應驗「天公有眼」之意！從內文字義上推敲「天上固昧」應改成「天公有眼」，才符合內文的標題。難道胡志明送交《救亡日報》的原稿，專欄標題是越南文，內文才是漢文嗎？依據2002年版《胡志明文集第三冊》，標題的原文寫著《ÔÔNG-TRÔI-CO-MAT》，則無法翻譯；而「天公有眼」的越文應是《ÔNG-TRỜI-CÓ-MẮT》才正確。由此觀察，不知是當時胡志明「越南文」不熟練呢？還是當時「越南文」統一標準尚未規格化，或者是報社、出版社出了差錯？
在一般的認知中，《獄中日記》的作者，當然是胡志明，也就是阮愛國，這原沒什麼可值得疑慮。然而當年，1943年元月下旬，胡志明遞解至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審訊。軍事委員會並未能查明胡志明真正的身分，乃以「政治嫌疑犯」送交柳州第四戰區政治部審查。而後1943年9月10日 ，胡志明從四戰區政治部軍事拘留所獲得釋放，繼續留在政治部「斌廬」監管察看。最終桂林軍委會辦公廳與柳州四戰區政治部的審訊判決：「胡志明是以政治嫌疑犯決案，認為胡志明是越南的華僑，第三國際活動份子，並未裁定胡志明即是阮愛國。」關押期間，越南共產黨以「國際反侵略協會越南分會」致電孫科院長，致電「重慶蘇聯塔斯社通訊」發佈通報，以及中共周恩來委請馮玉祥與李宗仁營救胡志明等等活動，也從未提及胡志明即是越南的阮愛國。直到1943年9月10日 胡志明獲得釋放，返回越南後。國民黨中央透過「越南革命同盟會」的管道，於1944年10月1日 才知道胡志明是越共的首領阮愛國。換句話說，胡志明自1942年8月被國民黨拘提開始，至1944年1月23日 ，張發奎親函致蔣介石懇請釋放胡志明，並委由他「俾予任務」派遣「回越工作」為止。蔣介石政權對胡志明身分仍疑惑不清，張發奎則半信半疑地聽信親中共的幕僚，認為胡志明即是阮愛國，而委以重任。胡志明乃於1944年8月9日 ，擬定「入越工作計劃大綱」，經張發奎批准，撥給入越經費7.6萬元，率領18名戰地工作幹部，返回越南展開新任務。王心鋼著《張發奎傳》215頁清楚記載：「胡志明返回越南不久，1944年10月1日 ，國民黨中央這時才知道，胡志明是越共和越盟的首領阮愛國。」同頁，亦清楚寫著張發奎致函蔣介石，釋放胡志明「俾予任務」的理由：「1、我們不反對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國際共產主義者。2、胡志明僅承認是「越南革命幹部」，並曾經參加過共產黨，但與中共無關。經多方調查只能證明他是「第三國際活動份子」。3、張發奎對胡志明印象頗佳，認為從言語文字推斷，胡志明對三民主義、抗日政策，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才思老練、氣度平和，並強調胡志明代表的分會，擁稱有20餘萬民眾。」
從這以上記載，胡志明廣西拘押期間，桂林軍委會與柳州四戰區政治部，並未將胡志明視為阮愛國。越南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不曾說胡志明是阮愛國，胡志明本人更沒承認過自己是阮愛國。如此，這其中就顯得很奇怪而疑點重重？就當時國共的情勢與共黨國際與國民黨的關係，乃處於共同抗日的合作時期，阮愛國領導的「越盟」亦為國民黨軍爭取「華軍入越」計畫的合作對象。胡志明只要承認自己是阮愛國，應可輕鬆獲得釋放，為何要煞費苦心，透過「國際反侵略協會越南分會」、「重慶蘇聯塔斯社通訊」，以及周恩來的營救活動。這種種捨棄捷徑，繞行遠路營救胡志明的作法，實令人頗費心思？
胡志明為何不承認自己是阮愛國
胡志明自1934年開始，迫於共黨國際指示，扮演阮愛國的身分。前不久1941年6月6日 ，還公然以「阮愛國」署名，發表《致越南全國同胞號召書》。為何到了1942年8月27日 ，被國民黨軍警拘提調查時，卻不敢承認自己是阮愛國？筆者尋思良久，才發現其間吊詭的奧妙。原來國民黨軍拘提胡志明的主因？並不是認為胡志明身分複雜，持有各類過期失效的身分證明。真正拘提胡志明的原因，乃廣西德寶縣公安局認為胡志明有「間諜嫌疑」，懷疑胡志明就是：「1939參加年湖南衡山游擊訓練班的中共黨員胡光」。美國記者安德路‧羅思(Andrew Roth) 1948年，《新越南》89頁，更清楚寫著：「胡志明以中國為基地，工作10年以後，突然在1943年被當作『日本間諜嫌疑犯』，被中國當局所逮捕。」故而，胡志明身分的調查確認，得移送至蔣介石政權所屬的桂林軍事委員會審訊，調查胡志明有否是中共與日本間諜的身分。又根據1941年國民黨政權對越共的調查報告：「認定越共與中共已『合成一體』，且有利用『日本軍』反『國民黨軍』的現象，因而造成『皖南新四軍』的事件。」這以上因素，才是造成胡志明被拘提的真正原因。因此，胡志明在審訊調查時，不敢承認是中共黨員，也不敢承認是胡光，更不敢承認有廣州被逮捕的事件，深怕被糾纏在《日日新報》報導的日本間諜事件中，而有殺頭的危險。(筆者按：當年上海、廣州日本佔領區，均發行有日文版的《日日新報》) 。既然胡志明不敢承認是胡光，恐遭惹中共身分的嫌疑；也不敢承認是胡集璋，怕牽連到日本間諜的罪名。這時，公開承認自己是阮愛國，既可避免反覆調查的危險，又免遞解拘押的牢獄之苦。究竟什麼原因？胡志明不敢公然承認自己是阮愛國？卻又私下放任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小道消息流傳。原來有一致命的因素，纏繞在胡志明身邊的危險。生怕一旦承認自己是阮愛國，身分立刻遭來檢舉，反而暴露真正的身分。因當年(1924年~1927年)廣州「心心社」時期，阮愛國與阮海臣曾一度是親密的莫逆戰友，阮愛國的一言一行，阮海臣自是清清楚楚。目前阮海臣身居第四戰區的座上嘉賓，胡志明承認自己是阮愛國，站在對立競爭陣營的阮海臣，必定會當場質疑胡志明的身分，揭發胡志明冒用阮愛國的身分。胡志明「移花接木」阮愛國的陰謀伎倆，終將敗露無疑。
1943年底，張發奎親自兼任「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指導代表，籌備「越南革命同盟會」全國代表大會，邀請胡志明擔任「越南革命同盟會」的副主席，當時的主席即是阮海臣，胡志明與阮海臣因而在柳州合作過一陣子。有一天，政治部的主任侯志明舉行歡宴，阮海臣、黃文歡、黎松山、胡志明應邀出席。席間阮海臣隨口說出一幅上聯：「侯志明、胡志明，兩位同志，志皆明。」阮海成問，有誰可以對出下聯？眾人正感不知如何對才好，胡志明不慌不忙的說出下聯：「你革命、我革命，大家革命，命必革。」侯志明連聲稱讚，對得好！對得好！阮海臣也恭維說，胡先生才思敏捷，佩服！佩服！從阮愛國往昔親密的戰友，稱呼胡志明為「胡先生」，足以證明阮海臣是清楚知道阮愛國是阮愛國，胡志明是胡志明，阮愛國決不可能是胡志明。故而，當時身在柳州的胡志明，自然不敢公開承認自己就是阮愛國。
張發奎在1943年初，將胡志明移交四戰區政治部審查時，獲報胡志明即是「越盟」首領阮愛國。國民黨中央於1944年10月，胡志明返回越南後，才判定胡志明是越盟領導阮愛國。這期間，都是聽信中共與越共散佈的假消息。中共與越共公開場合不承認胡志明是阮愛國，私底下又暗中運作胡志明即是阮愛國。透過共產黨人如黃國越等人，散播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消息。這從潛伏在張發奎幕僚內共產黨人的運作，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特別支部（簡稱“特支”）的中共書記左洪濤，在1941年時，任職張發奎機要秘書，得知胡志明從桂林軍委會移送四戰區政治部審查時，即連絡張發奎的親信，吳仲禧、高若愚、張勵、黃中廑等人，聯合向張發奎進諫：「傳達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消息，勸說張發奎放棄軟禁胡志明的計劃。」在左洪濤等人遊說下，張發奎聽信部屬所言「胡志明即是阮愛國」，乃致函蔣介石釋放胡志明，「俾予任務」的請求。不久，政治部主任何志明自重慶開會返回柳州，乃執行釋放胡志明的命令。張發奎親自將胡志明接到窯埠街「斌廬」居住，待為上賓。這以上記載在王心鋼著《張發奎傳》第17章215頁與《左洪濤虎穴十年紀事》一文。
胡志明身分為何不被揭穿
胡志明身分轉化阮愛國的過程中，並非一蹙即成，凡事順利。其間歷經了不少時間的浸潤，不少人物共同的催化，才達成這幕戲碼編排的效應。就時間而言：阮愛國1932年夏病逝後，並非立刻就有「借屍還魂」、「移花接木」的動機與設計。1934年化名「P.C. 林」的胡集璋進入莫斯科，接受「三人小組法庭」的身分調查後，共黨國際發現阮愛國與胡集璋身分背景雷同，才開始有計畫的要求胡集璋替代阮愛國身分，以共黨國際的代表，進行越南獨立建國的任務。其間，閃閃爍爍、跌跌撞撞，直到1957年6月胡志明走訪家鄉 ─ 義安省南壇縣金蓮村，才正式公開冒稱自己就是越南共產黨的創黨領袖阮愛國。這時，阮愛國的雙親早已不在人世，唯一的哥哥阮生謙1950年過世，姊姊阮氏誠1954年過世。哥哥姊姊曾在1945年前往河內見過胡志明，匆匆會見一小時，隨即離去。見面的情形？談些什麼？始終是個謎團。因此，1957年胡志明造訪阮愛國家鄉時，鄉親之中可說沒有人認得出胡志明是不是阮愛國。至於反對陣營如阮海臣、武鴻卿等人，也淪落在中國大陸，病死異鄉。越南共產黨與胡志明至此，才了無罣礙完成替代阮愛國的共黨國際使命。
就人物而言：胡志明成功完成「移花接木」的任務，絕不是他個人的魅力，這幕戲曲集合了當年中、越共高層精英合力演出。導演為越南事務處的主管─共黨國際的維拉‧維西列娃，負責設計規劃。第一主角胡志明，負責編寫劇本與上台演出。配合演員有越共高層黎鴻峰、阮氏明開、范文成、武元甲、馮世堅、黃文歡、阮良朋等人，以及中共高層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蔡暢、康生、李克農等人，負責掩護包裝胡志明的身分。中、越共黨，在其列寧式的領導組織與嚴密監控體系下，為其共產黨最高利益的考量，全力掩飾胡志明真正的身分，高度嚴守胡志明的身分的秘密。他們隱瞞了胡志明的身分與相關事證的真相，他們利用不同的方式相互掩護，如蜘蛛網狀地編導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訊息。即使一時有人懷疑其身份，也不過如大海的浪花，一波潮水來襲，就被吞噬得風平浪靜。1945年時，阮氏皇朝末代皇帝永瑞曾言：「只要證明胡志明是阮愛國，我就遜位下台。」過沒多久，保大就退位了，可見越共高層在掩護胡志明的身分，是非常徹底明快而有效。筆者一再強調，阮愛國1932年就已病亡，1942年才開始有「胡志明」的名字出現。那麼1932年之前與阮愛國熟識的人，1933年後認識胡志明的人，照理應該清楚阮愛國不是胡志明，但為何與阮愛國非常親密的國際知名友人，如法國共產黨友人保羅‧瓦揚古久里與解救阮愛國的英國律師羅士庇，都不曾提及胡志明身分的質疑？胡志明與其共黨同僚是如何做到的？如何矇混欺瞞成功的？今舉法國保羅‧瓦揚古久里與英國羅士庇律師兩個例子，說明胡志明與其同僚是如何編造故事，矇騙外國友人，讓他們相信胡志明即是阮愛國。並以此，作為本篇《漂泊流浪的歲月》的結語。
胡志明編造阮愛國復活的謊言
保羅‧瓦揚古久里 (1892-1937) 法國社會主義學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員、法共中央機關報《人道報》主筆。1933年9月，曾來上海出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召開的遠東會議。阮愛國於1920年12月參與法國社會黨在圖爾召開的代表會議，認識了當時社會黨分裂後的共產黨菁英馬塞爾‧加香(Marcel Gabriel)與保羅‧瓦揚古久里，而成了法國首批的共產黨員。在加香與瓦揚古久里的指導下，阮愛國積極從事反殖民的宣傳與活動，成為法國共產黨殖民問題的專家。胡志明(胡集璋)自始至終，從未認識馬塞爾‧加香與保羅‧瓦揚古久里。1937年秋保羅‧瓦揚古久里逝世，當時身在莫斯科的胡集璋化名(P.C.林)，在共黨國際授意下，以阮愛國的署名，於1937年10月12日 ，寄一封法文信給馬塞爾‧加香，表達對保羅‧瓦揚古久里逝世的哀悼之情。換句話說胡志明是在瓦揚古久里死後，才藉用阮愛國與瓦揚古久里的關係，聯結阮愛國與胡志明為同一人，企圖欺騙世人，阮愛國仍然生活在人間的假象。1963年陳達人《邊走邊談》，1965年阮良朋《我和胡伯伯的幾次會見》這二本書。在1933年保羅‧瓦揚古久里到上海參加世界反戰大會時，都將阮愛國與胡志明綁在一起，胡亂編造胡志明在瓦揚古久里的聯繫幫助下，順利抵達莫斯科。這二本書出刊的時候，阮愛國死亡已經30多年，保羅‧瓦揚古久里也已死亡有26年之久。陳達人乃胡志明的筆名，阮良朋曾為越南國家副主席，都是一心一意製造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始作俑者。故而編造與復誦，保羅‧瓦揚古久里與胡志明在上海邂逅的假訊息，反正死無對證，也沒有人會刻意追查，胡志明乃堂堂皇皇地移花接木為阮愛國。
1931年6月6日阮愛國在香港遭港警逮捕，英國律師羅士庇受聘為阮愛國辯護。官司纏訟至倫敦英國皇家樞密院，在雙方律師斡旋下，阮愛國乃獲釋放限期離開香港。羅士庇夫婦親自送別阮愛國，離開香港西皇碼頭。1932年秋，阮愛國傳出病亡的消息，羅士庇夫婦也從新聞報導上，得知阮愛國病逝的消息。1956年英國記者代表團訪問越南，成員中有一位英國共產黨員。胡志明單獨約見這位共產黨記者，得知記者要去香港，胡志明乃托他當面將一封親筆信交與羅士庇律師。不久胡志明又寄了二張胡志明的相片，以及一幅「獨柱寺」的刺繡畫和一個磨漆相冊，贈送給律師夫婦，同時附上邀請函，邀請律師夫婦訪問越南。1960年的春節，胡志明在黨中央外賓招待所，親自接待羅士庇夫婦及其女兒芭特里卡。(筆者按：在此之前，胡志明從未與羅士庇夫婦及芭特里卡小姐見過面。) 胡志明特別召集服務人員，拜託大家幫忙張羅招待羅士庇夫婦及芭特里卡小姐。當年羅士庇夫婦以年近80歲，芭特里卡小姐30多歲，才與胡志明第一次見面。此時，離阮愛國病死已經28年。律師說：「1933年以後，曾收到阮愛國的一封信，建議我按照後附的地址回信。但我心有疑慮，擔心這是警察玩弄的捉迷藏遊戲，便沒有回信。不久，又來了一封信，內容與前一封相同，我仍保持沉默，就像阮愛國死去一樣。」律師解釋沒有同阮愛國連絡的原因，不知道阮愛國即是胡志明主席。後來羅士庇夫婦又應邀出席了幾次在革命博物館舉行的座談會，通過錄音給檔案部門留下了珍貴的資料。羅士庇夫婦按照1931年送給阮愛國的衣服款式，重新用棉布製作一套「大氅」送給越南革命博物館。1967年羅士庇律師逝世，胡志明特別在恩人的靈柩旁擺放一個花圈，上面寫著「胡志明悼念羅士庇律師」。這以上有關胡志明與羅士庇律師的記載，引自李家忠《越南國父─ 胡志明》一書，226頁~228頁；李書乃轉譯自阮越鴻《一九三一年香港案件》專文。
從上述記載中，羅士庇夫婦清楚知道，阮愛國在1932年秋就已病死。因而，認為1933年後阮愛國的來信，乃警察玩弄的遊戲而沒有回覆。直到1956年英國記者轉交胡志明的親筆信函，爾後又寄送相片、刺繡、磨漆畫以及邀請函，甚而派越南駐香港的貿易代表，阮文配與杜春風前去探望羅士庇夫婦。胡志明這一連串的動作，律師夫婦似乎方才省悟，原來當年營救的阮愛國就是越南的主席胡志明，才有1960年春節訪問越南的活動。筆者雖不知胡志明信函的內容寫些什麼？但從1956年後胡志明這一連串的動作，可以揣測胡志明企圖告知羅士庇夫婦：「胡志明即是阮愛國，阮愛國1932年病亡的訊息，乃是假消息。」反過來思考，如果阮愛國沒有死，真想報答救命之恩，為何要等到1956年才透過第三者連絡羅士庇夫婦，1960年才邀請律師夫婦訪問越南。其間有20多年的時間，難道阮愛國沒有機會親到香港答謝恩人嗎？又為何選在暌違28年後，律師夫婦已80高齡的年紀，才邀請至越南見面。筆者認為：「胡志明所做的任何動作，在等待、在製造見面最有利的時機。」試想，28年不曾相見，80高齡之人，要分辨阮愛國不是胡志明，是有多麼的困難，特別是歐美人看待東方人。胡志明玩弄的這套把戲，不過是要羅士庇夫婦替胡志明背書：「胡志明就是阮愛國」。從越南革命博物館一再邀請羅士庇夫婦出席革命博物館的座談會，留下錄音檔案的資料，以及仿1931年衣服款式，送「大氅」給越南革命博物館。在在顯示胡志明與其同僚，利用律師夫婦與阮愛國的關係，在杜撰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假歷史；利用革命博物館新建的證物與紀念品，來聯結阮愛國即是胡志明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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